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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　　中醫藥文化與中國社會相適應，并隨著社會物質文化的發展而發展。隨著中華民族生產、生活的需求，形成中醫藥獨特的、優秀文化傳統。醫藥的作用，唐代中醫藥大師孫思邈定位為“拯黎元于仁壽，濟羸劣以獲安”。淺析之：拯救染病的百姓重獲生命;援救弱殘的群體恢復健康。

　　明確了醫藥在人類生命中“補偏救弊”的特殊作用。《黃帝內經·素問》教導人們“虛邪賊風，避之有時，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，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”以及“邪之所湊，其氣必虛;正氣存內，邪不可干。”重在防病，也正是今天藥品“濟世養生”的原始內涵。文化需要智慧予以發揮;中醫藥需要文化予以大力傳播。

　　遠從《黃帝內經》、《傷寒論》、《神農本草經》、《本萆綱目》、《普濟本事方》、《雷公炮制論》;近到《中國醫學大辭典》、《中藥大辭典》，文化與智慧相互增長，中醫藥文化在不斷總結、創新、流傳。

　　中醫藥文化的發展，具有歷史的階段性、連續性，隨著歷史、環境的不斷演變，疾病譜的變化，科學實驗的發展與實踐經驗的積累，不同時期派生出新的流派、學說，豐富并貫通了中醫藥智慧文化。近代，時間急速推移、科技屢見創新、物質經濟不斷豐富、生活改善;同時環境對人體產生諸多影響，病原微生物的耐受力增強、致病因素不斷增生，新病種有時同現于一個人體，一次次的病毒變異等等，而中醫藥憑借強大的文化基礎與智慧，運用古方與今藥，辨證施治，依生命的需求而不斷完善、創新、發展。

　　時下能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載體已經很少了，與西方的契約文化相比，中國的智慧文化更顯得宏觀，包容性更強。“返璞歸真，回歸自然”，其實質是回歸文化的根。當前不實際的、夸張的、廣告式的低層次文化表現盛行，應及時揚棄;真正需要留下的是實踐智慧，而智慧文化是中醫藥所特有的。

　　文化征服是從利益滲透到意識上的認同。西藥進入中國市場時，文化是先導，借助教會的免費醫療，宣傳、普及醫療知識使對方民族從了解、理解到認同、歸附，更隨著醫療與利潤的需求而不斷發展，在我國與中醫藥比肩運行了百余年。文化是可以經營的。當前西藥仍以文化推進企業的發展，像美國的輝瑞公司，吸納一批我國很年輕的西醫藥人士，到處尋找我國中藥中能作為產品的化合物，低價臨床，經論證后收儲，形成一種隱含的攻勢。中藥研究應從急癥、外用、實效著手，依照病情的需要研制高水平的產品，充分運用文化平臺，以速效、時效，因病、因時、因地、因人群適宜地進入國際市場。發揮辨證論治，補偏救弊的特殊醫療作用，逐漸深入并努力拓展開去。

　　企業是通過價值來體現它存在的必要。日本經濟學家杉浦勉認為：“人才經濟，注意力經濟，創造力經濟是新經濟的三種形式，所共通的地方在于，給人、物、及人的活動，增添魅力變得很重要，而能夠增添這種魅力的就是文化。”文化力與創造力密切相關，它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時代是最能吸引人的注意力資源。迷人的文化力對于國家、城市、城鎮乃至企業都很重要，在經濟上已成為最重要的推動力量。

　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。以文化為依托發展科技，中醫藥文化具有理論的指導，實踐的驗證。從時勢導向來看，文化科技的發揚應從無休止的理論爭辯，向實力創造財富轉化。可以說，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，科學研究應充分發揮文化力，為國家創造財富，并使其增值，而中醫藥的生命智慧文化就正在為國富民強保駕、護航。